实践中，哪些属于政府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事项，哪些属于社会自我管理、自我协调、自我服务的事项，仍有待进一步探索。
传统对政治的理解，往往忽略了政治的系统性，而更专注于掌权者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人的性质。[80]就此而言，结构耦合使得如下现象称为可能，即无论是政治系统还是法律系统，对一个宪法，做着各自的解读。
[52] 大脑与外部环境的例子，仅仅是指单个自创生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结构耦合关系。而宪法中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条款，则可以看作是，政治系统通过立法的方式对法律系统发生影响，必须符合法律系统所设置的诸界限。政治系统往往需要一种相当快的回应速度，而法律系统回应速度则往往相对缓慢。这就意味着，法律系统与政治系统自身就必须发育充分，即建立其各自的运作封闭性。同时政治系统也无法穿透法律系统，直接对法律事件进行观察与干涉。
因此，在古典自然法理论中，创造法律是不可能的，立法者所能做的不过是发现法律，立法与司法是没有区别的。生命系统的统一性就是生命自身的要素与运作的内部再生产所组成的网络。只有实现行政决策法治化，才能保障行政决策的科学性，才能减少失误。
其二，在新时代，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行政机构与党的机构合并或者合署办公对传统的民主、宪制和法治理论形成了挑战。[29] 新世纪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以来，我国行政法学界在研究方法上不断创新。新时代中国行政法学的新课题主要有五：一是党内法规与行政法治的关系。不管是国家治理创新，还是以国家治理为研究对象的行政法学创新，都不意味着同传统划开界限，而是应当批判性地继承传统，并进行创新。
二是行政决策法治化的途径。因为很多改革和制度创新措施（如确定相对集中执法权的范围和度、规定作为行政处罚适用听证情形之一的较大数额罚款的较大数额的额度等）在一定时期内不具备制定硬法的条件，但又不能朝令夕改，反复无常，因此行政机关应逐步将之形成不能任意改变的惯例，使行政相对人对之有合理的预期。
在传统行政管理（administration or regulation）的语境下，行政主体通常仅指行政机关，而不包括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或其他社会公权力主体。这是必须引起我们特别重视的。在省市县对职能相近的党政机关探索合并或合署办公。对于行政救济的研究来说，传统行政法学只研究行政复议、行政裁决、行政诉讼等正式救济机制，现代行政法学则必须同时研究信访、调解、协商、协调、意见沟通、谈判等各种非正式救济机制。
[6]第二代行政法学教科书《行政法学》亦这样表述因行政行为形成的行政法律关系的特征：行政机关是以国家的名义参与法律关系并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其职权的行使。例如，对于行政行为的研究，传统研究一般是从行政行为的一般原理和行政行为的具体制度两个层面展开。（三）静态研究向动态研究转换：行政法学研究方法重构 对于行政法规范、制度和法律关系的研究，传统行政法学往往是平面的、静态的。[9] 在现代，上述传统民主法治模式首先受到了公民直接参与民主和协商民主理论和实践的挑战。
[30]关于新时代行政法学研究方法的创新，可参见马怀德、王玎：《行政法学的新使命——2016年行政法学研究述评》，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在研究法律如何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进行维护和救济，切实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时，同时重视研究如何设计对行政相对人的引导和自律、他律机制，促使行政相对人正确行使权利，不滥用法律赋予的权利和自由。
党内法规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保障。西方学者将这种传统民主法治模式称为传送带模式（Transmission belt）。
前引[1]，王珉灿主编书，第1页。（一）管理向治理转换：行政法学体系重构 20世纪，国内外行政法学者通常将行政法定义为关于行政的法（如日本行政法学者南博方）、调整行政机关的法（如美国行政法学者施瓦茨）、有关行政管理的法规总和（如我国行政法学者张尚鷟），以调整行政管理的法规范逻辑结构架构行政法学的体系，将行政法学分为行政组织法、行政行为法和行政救济法三大板块。从过多依赖行政强制到越来越多运用行政指导的转变。在行政管理的目的与功能上，正在发生由管制到公共服务的转变。公法法人还包括各种非营利法人，如职业工会、各种协会、各种基金会。参与民主虽然并非取代代表民主，协商民主也并非取代票决民主，但它们在现代国家治理过程中，实际上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并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25]参见〔日〕南博方：《行政法》，杨建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15] （三）总结国家治理创新经验以不断创新和发展中国行政法学 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以后，我国国家治理创新全面展开。
[29]关于平衡论的研究方法，可参见罗豪才主编：《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大数据 在全面推进我国国家治理创新，实现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行政法学面临诸多新的挑战，其体系、内容和研究范式发生了重大变化。
[30] 我国行政法学范式转换目前正处在进一步推进的过程中，行政法学研究领域出现了全新的氛围，研究者们问题意识更浓厚，研究视野更广阔，研究成果更具宏观性、全局性和实用性，从而将对我国公共治理和行政法治实践更具指导价值。行政法学是研究作为国家治理最主要领域的政府治理法治化的学科。
[16]参见2015年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立法法》及《关于立法法修正案的说明》。第三代行政法学教科书《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这样阐述行政机关与行政主体的关系：行政机关是行政主体的一种而非全部。如《德国行政法》指出：行政机关是作为与司法机关相对应的，在行政中作出政府行为，即行政行为的机构。从单纯行政命令到越来越多运用行政契约的转变。
（一）党内法规与行政法治关系的研究 在我国，党内法规与行政法治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我们的学术研究如果不能与时俱进，我们的学科将丧失发展的机会并失去生命力。
正是参与民主和协商民主，促使行政法治由单纯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形式法治，向良法善治的实质法治转变。2.行政执法领域 行政法学总结和探讨新时代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根据事权和职能，减少层次，重心下移，合理配置执法力量）、完善行政执法程序（明确操作流程，规范裁量基准，建立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和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等）、创新行政执法方式（推广行政指导、说服教育、劝导示范，建立统一执法信息平台和网上执法办案及信息查询系统，推行执法公示制度等）的经验，[17]提出了严格执法、规范执法、公正执法和文明执法的理论。
当然，行政法中的软法渊源并不限于上述种类，国家在改革、发展过程中也不断创新和发展着新的软法类型，如近年来京津冀地区和其他许多地区为开展区域协作而签订的各种协议、联合制定的各种规则。重构行政法学的体系、内容和研究方法的范式，是当下中国行政法学学者的历史使命。
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法治化的关键在于建设法治政府和法治国家。法制调整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关系的方式主要不是协商、参与、互动，而是赋予行政主体单方执法权力，行政相对人只有服从的义务而无陈述、申辩和抵制的权利，权力优于权利。例如，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完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行政运行机制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公办事业单位与主管部门理顺关系和去行政化等。[1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一节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和指导思想、第九节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这一传统定义不仅不能反映现代法的多样性，而且也不能完全适用于所有传统的法，如国际法就不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民间习惯法更不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相较于传统行政法，现代行政法的内核已经、正在并且还将继续发生变化：管理日益向治理转换，行政管理日益向公共治理转换。
中国行政法学的中国特色，并不意味着要摒弃国外行政法学的一切理念、知识、原理、原则，而只是要摒弃国外特别是西方国家行政法学中与我国法治政府建设不相适应的部分。二、中国行政法学的体系和内容需不断适应国家治理创新 （一）旧行政管理法制模式的特点 传统行政法学的体系和内容奠基于旧行政管理法制模式。
……行政机关还可在一定情况下授权另一行政机关行使其权力，但不能授权给一个不是行政机关的机构。参见姜明安等：《行政程序法典化研究》，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
